[1] 张亚峰, 杨慧林. 后路椎体间融合术后融合器脱出的原因及其翻修术[J].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06,16(12):909-912. [2] LEE DY, PARK YJ, SONG SY, et al. Risk Factors for Posterior Cage Migration afte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Asian Spine J. 2018;12(1):59-68. [3] AOKI Y, YAMAGATA M, NAKAJIMA F, et al. Examining risk factors for posterior migration of fusion cages following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 possible limitation of unilateral pedicle screw fixation. J Neurosurg Spine. 2010;13(3):381-387. [4] DUNCAN JW, BAILEY RA. An analysis of fusion cage migration in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fixation with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Eur Spine J. 2013;22(2):439-445. [5] KIMURA H, SHIKATA J, ODATE S,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age retropulsion after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alysis of 1070 cases. Spine. 2012;37(13):1164-1169. [6] PAN FM, WANG SJ, YONG ZY,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age retropulsion afte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Series of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t J Surg. 2016;30:56-62. [7] LIU K, CHANG H, WANG L,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age Retropulsion Afte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orld Neurosurg. 2019:273-281. [8] PARK MK, KIM KT, BANG WS,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age migration and cage retropulsion following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pine J. 2019;19(3):437-447. [9] ZHAO FD, YANG W, SHAN Z, et al. Cage migration after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factors related to it. Orthop Surg. 2012; 4(4):227-232. [10] XIAO SW, JIANG H, YANG LJ, et al. Comparison of unilateral versus bilateral pedicle screw fixation with cage fusion in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s: a meta-analysis. Eur Spine J. 2015;24(4):764-774. [11] YUAN C, CHEN K, ZHANG H, et al. Unilateral versus bilateral pedicle screw fixation in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 meta-analysis of complication and fusion rate. Clin Neurol Neurosurg. 2014;117:28-32. [12] 卢文灿. 腰椎后路椎间融合术后融合器脱出的原因分析[J]. 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2019,12(6):414-418. [13] PARK JB, CHO YS, RIEW KD. Development of adjacent-level oss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 anterior cervical plate.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5; 87(3):558-563. [14] PARK JB, WATTHANAAPHISIT T, RIEW KD. Timing of development of adjacent-level ossification after anterior cervical arthrodesis with plates. Spine J. 2007;7(6):633-636.

[1]	张 宇, 田少奇, 曾国波, 胡 川. 初次下肢全关节置换后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9): 1340-1345.
[2]	王海莹, 吕 冰, 李 辉, 王顺义. 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治疗退变性腰椎滑脱：基于脊柱骨盆参数预测患者的功能预后[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9): 1393-1397.
[3]	张 超, 吕 欣. 髋臼骨折固定后的异位骨化：危险因素、预防及其治疗进展[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9): 1434-1439.
[4]	苏保童, 王翰宇, 许忆浪, 谢亚娟, 程志安. 基于医院病历资料构建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谵妄Nomogram预测模型[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24): 3844-3849.
[5]	刘 畅, 李大同, 刘 元, 孔令擘, 郭 瑞, 杨利学, 郝定均, 贺宝荣. 急性症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骨折椎体强化手术后疗效欠佳：与骨水泥、骨密度、邻近骨折的关系[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22): 3510-3516.
[6]	张腾飞, 王 坤, 朱彦谕, 梅 伟, 王庆德. 腰椎后路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相关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 25(12): 1936-1943.
[7]	钱宇章, 王 楠, 董煜祺, 谢 林, 康 然. 经皮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复发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36): 5886-5896.
[8]	张 健, 王小健, 秦德安, 赵中涛, 梁庆元, 安奇君, 宋洁富. 脊柱矫形后发生近端交界性后凸危险因素的荟萃分析[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3): 460-468.
[9]	卫 勇, 李 军, 张 勇, 余 浩, 谢 佳. 髋部骨折患者术前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及高危因素[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27): 4338-4342.
[10]	覃作恒, 李立军, 倪东馗. 脊柱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独立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24): 3918-3924.
[11]	沈 瑞, 胡 川, 王 翠, 饶慧丽, 丁 涛, 孙 康, 田少奇. 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类风湿性膝关节炎的早期急性并发症[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18): 2836-2841.
[12]	皮 颖, 田 京. 髋部骨折患者年龄、病变分级、植入物等因素与围术期死亡率的关系[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0, 24(12): 1835-1840.
[13]	庞巨涛，张新虎，孙建华，周连军，刘 斌，李凤国，李文哲. 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后椎体再骨折的危险：回顾性多因素分析[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9, 23(8): 1182-1187.
[14]	刘梦元，方 芳 . 肝移植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9, 23(7): 1109-1114.
[15]	陈海宏，张庆文，高大伟，林志炯，邓 宾，张会良. 螺钉内固定治疗PauwelsⅢ型股骨颈骨折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影响因素[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9, 23(36): 5782-5787.

随着国内人口进入老年社会，因严重腰椎退行性疾病(椎管狭窄、滑脱等)行腰椎后路融合手术的中老年患者越来越多[1]。腰椎后路融合术包括经后路椎体间融合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融合术的关键理念是术中摘除椎间盘和处理软骨终板后打入椎间融合器(cage)，cage可以重建腰椎前中柱结构，恢复椎间隙和椎间孔高度，间接解除椎间孔及神经根管狭窄导致的神经根压迫。临床实践证明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术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但术后融合器脱出现象偶有发生。关于融合器脱出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未有统一认识。LEE等[2]认为，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有低体质量指数、梨形椎间盘、韧带复合体的松弛和破坏等。张亚峰等[1]认为，融合器脱出的可能原因是cage型号偏小、椎间隙撑开不够、放置偏后、2枚融合器不对称或距离太近发生碰撞等。作者于临床实践中发现大部分融合器脱出患者术后CT可见融合节段的终板后缘损伤，而术前CT显示该终板后缘完整无破坏，说明终板后缘损伤可能来源于术中。术中终板损伤(后文称终板损伤)是否为融合器脱出重要的危险因素？此文拟行多中心病例-对照研究，使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讨论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杂志出版内容重点：人工关节；骨植入物；脊柱；骨折；内固定；数字化骨科；组织工程

1.1   设计   多中心病例-对照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3个临床中心(湖南省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桃江县人民医院骨科、张家界市人民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置入材料包括椎弓根螺钉和椎间融合器cage。椎弓根螺钉为钛合金材料，螺钉长度一般为40-50 mm，直径一般为5.5-7.0 mm，钉尾有万向和定向2种结构；而cage为bullet(子弹头)外形的聚醚醚酮材料，内部中空可植骨，以促进椎间融合，表面粗糙呈台阶状，有利于预防cage脱出，长度一般为22-32 mm，高度一般为10-14 mm。cage材料学特性详见表1。

1.4   对象   对湖南省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桃江县人民医院骨科、张家界市人民医院骨科(依上述顺序设为中心A-C)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诊断为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不稳症及腰椎退变性侧弯，已行腰椎后路融合术(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术或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治疗的患者纳入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纳入标准：①年龄大于30岁；②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腰椎不稳定及腰椎退变性侧弯；③采用腰椎后路融合术融合治疗；④术后有腰椎X射线片、CT等影像学资料；⑤随访时间至少12个月。
排除标准：①未采用后路钉棒内固定的stand-alone融合患者；②椎间孔镜及开窗髓核摘除的患者；③前路腰椎融合、斜外侧腰椎融合的患者；④术后无腰椎X射线片及腰椎CT等影像学资料；⑤无CT证实cage融合或脱出；⑥手术节段术前存在引起终板破坏的终板炎；⑦随访时间不足12个月或临床失访。
融合器脱出定义为cage后缘向后超出相邻椎体的后缘，见图1。术中终板损伤定义为患者术前CT显示手术融合节段的终板完整，即终板的高密度线条结构清晰完整无中断及缺损，而术后CT则显示高密度线条后缘部分缺损，即终板后缘损伤。有趣的是，术后均未发生终板前缘的损伤破坏。为方便叙述，后文均把术中终板损伤简称为终板损伤。

依据以上的纳入标准，一共有21例融合器脱出和1 802例无融合器脱出病例，术后随访12-27个月。临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由第9-11作者完成，该3位作者不参与后续匹配分组和统计学分析工作。
1.5   方法
1.5.1   实验分组设计   根据现有文献报道，年龄、性别、低体质量指数、骨质疏松、术前诊断、多节段融合、手术节段、cage位置、小cage、梨形椎间盘、终板损伤均可能与融合器脱出相关[2-9]，其中某些因素可能是混杂因素，某些因素是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目前关于融合器脱出危险因素的研究报道不多，相应研究结论亦有争议。为尽量控制混杂，去伪存真，突出研究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此文采用具有分层思想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即设立21个匹配组，21例融合器脱出病例以数字随机法随机分配进入21个匹配组，而每个匹配组的融合器脱出组和融合器未脱出组病例之比为1∶4，意即为每个匹配组匹配4个融合器未脱出病例，匹配条件为融合器未脱出患者与同一匹配组内的融合器脱出患者性别相同，年龄相仿(年龄差<±2岁)，且融合器未脱出患者手术融合节段(置入cage节段)包括融合器脱出患者发生融合器脱出的节段。设立匹配的目的是使两组患者具有相似的年龄、相同的性别，以及相同的融合器脱出节段，以消除年龄、性别、手术节段对融合器脱出危险因素分析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第6作者采用数字随机法随机分配融合器脱出组患者入匹配组，匹配融合器未脱出组病例的工作由第7，8作者完成，该3位作者不参与后续统计学分析工作。
1.5.2   研究因素(自变量)及其定义   对相关病例回顾性分析时发现，早期大量70岁以下患者未常规行骨密度检查，T值数据缺失；此外，研究涉及的3个医疗中心均常规采用子弹头cage，只有湖南省人民医院近1年逐渐开展肾型cage的应用，应用数量少；同时，除少量Ⅱ度及以上腰椎滑脱患者使用双cage融合、少数微创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治疗患者采用单侧固定外，其余绝大部分病患均使用单cage融合和双侧固定。随着近来文献报道单侧固定的缺点，其已基本不再应用[4，10-11]。术后随访亦未发现融合器脱出，缺乏阳性病例数据，不符合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条件，故此次研究暂不将骨质疏松、cage类型、双cage融合、单节段固定等纳入危险因素分析。所以，此次研究的因素，即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术前诊断、多节段融合、手术节段、cage位置、小cage、梨形椎间盘、终板损伤。
根据术前腰椎X射线片测量椎间盘前缘高度和椎间盘后缘高度[3]，作者定义椎间盘高度= (椎间盘前缘高度+椎间盘后缘高度)/2，小融合器定义为cage高度<椎间盘高度。cage位置依据cage中心和椎体中心的位置关系分成前和后2种类型[8]，评估cage位置依据术后X射线侧位片。cage中心位于椎体中心前方，即为cage位置居前，反之则为cage位置居后。梨形椎间盘定义为椎间盘前半部分纤维环表面呈双凹形，而后半部分则成双凸形，见图2，3[2，5]，根据术前腰椎X射线片判断并记录椎间盘形态是否梨形椎间盘(pear-shape)。评估终板损伤程度依据术后腰椎CT冠状位，并选取终板纵向缺损最大的冠状位层面，见图4，测量上位椎体下终板和下位椎体上终板的破坏高度(mm)，相加即为上下终板损伤的高度和(mm)，作者以此作为终板损伤的量化指标。

1.6   主要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的因素，即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术前诊断、多节段融合、手术节段、cage位置、小cage、梨形椎间盘、终板损伤。cage位置、小cage、梨形椎间盘和终板损伤4项指标由2位有经验的研究者(第3，5作者)独自测量后，作者再取平均值；其余指标由3位研究者(第9-11作者)收集病例时评估。以上研究者不参与后期分组及统计学分析。

3.1   融合器脱出危险因素的文献报道与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老年社会，腰椎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手术率逐年升高，症状严重的腰椎退行性疾病如腰椎滑脱症、腰椎不稳症、腰椎管狭窄症、退变性腰椎侧弯等往往采用腰椎后路融合内固定治疗。临床实践证明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术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然而cage融合的并发症也不容忽视[2]。
有文献报道了cage相关的并发症，如cage下沉、松动、脱出等，并分析和讨论了融合器脱出的原因和可能的危险因素[1-2，5，8]。早期的文献仅从融合器脱出患者的共性寻找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没有使用有效的统计分析。比如，2006年张亚峰等[1]在国内首次报道了10例融合器脱出病例，其中有8例是双cage融合，2例使用聚醚醚酮材料cage尺寸偏小及放置位置偏后。作者根据融合器脱出患者的共性问题，讨论认为双融合器之间发生碰撞挤压以及cage型号偏小、放置偏后等，可能是术后发生融合器脱出的原因。据此作者建议，选择合适大小的融合器以及融合器的准确放置(距离椎体后缘>3 mm)是防止融合器脱出的有效方法。此外，卢文灿[12]回顾性分析了18例融合器脱出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腰椎滑脱症8例，腰椎管狭窄症6例，腰椎间盘突出症4例；合并骨质疏松症6例，合并间质性肺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需长期口服激素各1例；体质量指数正常8例，超重10例；融合器置入深度良好者7例，不良者11例；脱出节段置入1枚融合器者13例，置入2枚融合器者5例；椎弓根钉棒系统稳定性良好者13例，不良者5例。卢文灿[12]据此认为，融合器脱出可能与腰椎滑脱未完全复位、合并骨质疏松症、肥胖、融合器类型选择不当、融合器型号偏小、融合器置入深度不良、单个椎间隙置入2枚融合器、椎弓根钉棒系统稳定性不良、术后过早恢复体力劳动等多种因素有关，和前文类似，文中未使用统计学分析，结果受抽样误差和混杂因素影响较大。PAN等 [6]对行腰椎后路融合治疗的665例患者开展回顾性分析，平均随访时间23.88个月(6-43个月)，有8例患者术后发生融合器脱出(6例子弹头和2例肾型cage)，发生率为0.9%(8/665)，术后发生融合器脱出的平均时间为2.75个月(1-6个月)，文中亦没有统计分析，仅根据8例融合器脱出患者的共性猜测，融合器脱出的可能原因包括子弹头融合器、骨质疏松、双cage融合、单边固定、小融合器及术前感染等。虽然早期的部分文献并没有严谨地统计分析各种可能因素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但仍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013年DUNCAN等[4]对患有腰椎退行性疾病而采取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治疗的116例患者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前瞻性研究，其中57例行单边固定，59例行双边固定，6个月后23%的单边固定病例和11%的双边固定病例发生了融合器脱出，单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单边固定是融合器脱出的不利因素。YUAN等[11]对单边固定和双边固定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亦发现单边固定的融合器脱出概率大于双边固定。
但是，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AOKI等[3]随访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治疗的125例患者(144个椎间盘)，随访时间12-33个月，术后融合器脱出发生率3.2%(4/125)，均发生于术后3个月内，且均为子弹头cage；采用t检验、χ2检验及Fish确切检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小融合器、术后椎间盘后缘高度≥6 mm显著增加融合器脱出发生率。有意思的是，该文认为，单边固定(3/36)和双边固定(1/48)的融合器脱出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ZHAO等[9]则回顾了5个医疗中心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治疗的512例患者，其中6例患者发生融合器脱出，发病率为1.17%，采用t检验、χ2检验行单因素统计学分析，结果认为子弹头cage、小cage、双cage更容易发生融合器脱出。
KIMURA等[5]随访因腰椎退行性疾病而行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治疗的患者，9例患者术后发生融合器脱出，经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轶和检验——曼-惠特尼U检验(Mann-Whitney U test)，结果提示L5/S1节段、腰椎不稳定、多节段融合和梨形椎间盘，可能与术后发生融合器脱出有关。
有趣的是，LIU等[7]检索2000年10月至2018年10月发表于PubMed、Embase和Cochrane Library三大数据库的关于融合器脱出的文献，共10篇符合入组条件纳入Meta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梨形椎间盘、子弹头融合器是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而否定手术节段(L2-S1)、多节段融合、单边螺钉固定、术前诊断、性别等因素与融合器脱出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与KIMURA等[5]的明显不同。
LEE等[2]回顾了1 047例患者，其中16例发生融合器脱出，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有低体质量指数、梨形椎间盘、韧带复合体的松弛和破坏等。
PARK等[8]报道终板损伤可能是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他对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治疗的784例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17例融合器脱出，发生率为2.2%(17/784)；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后，结果提示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可能包括终板损伤(OR=18.70，P < 0.001)、骨质疏松(OR=7.86，P < 0.001)、梨形椎间盘(OR=8.28，P=0.001)、单边螺钉固定(OR=4.40，P=0.03)及融合器置入位置(与椎体后缘的距离，OR=6.45，P=0.04)等。
3.2   影响因素(自变量)的选择   如前所述，学术界关于融合器脱出危险因素的研究有较大争议。作者认为，引起研究结果争议的原因是融合器脱出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和低发病率。
2019年LIU等[7]检索3大数据库仅收集入组10篇有关融合器脱出的文献。综合有限的文献报道和临床实践，一般认为子弹头cage、cage大小、cage位置偏后、双cage、梨形椎间盘、L5/S1节段、单边螺钉固定、低体质量指数、骨质疏松等，可能与融合器脱出相关，上述可能影响融合器脱出的因素，可能是危险因素、混杂因素和无关因素。混杂因素亦称混杂因子或外来因素，是指与研究因素和研究疾病均有关，若在比较的人群组中分布不匀，可以歪曲(掩盖或夸大)与疾病之间真正联系的因素。未有效控制其他因素，单纯对某个因素行t检验和χ2检验，统计结果可能会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所以，应尽可能将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去伪存真。然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建议阳性病例(融合器脱出病例数)是自变量的5倍，但矛盾的是，融合器脱出的发病率为0.9%-3.2%[3，6]，发病率低，导致阳性病例少。为此，此次研究通过多中心收集融合器脱出病例，并根据病例特点，采取措施控制部分研究变量。比如，采用分层思想的条件Logistic回归，根据融合器脱出病例数设计21个匹配组，组内随机分入1例融合器脱出病例，再选择5例融合器未脱出病例入组，入组的融合器未脱出病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与组内融合器脱出病例具有相同性别、年龄相仿(年龄差<±2岁)，且融合器未脱出患者手术融合节段(置入cage节段)包括融合器脱出患者发生融合器脱出的节段。如此匹配便控制了年龄、性别及手术节段的影响。
此次研究依托的3个医疗中心，均常规采用子弹头cage，只有省人民医院近1年逐渐开展肾型cage的应用，且应用数量少(表1)。同时，除少量Ⅱ度及以上腰椎滑脱患者使用双cage融合、少数微创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治疗患者采用单侧固定外，其余绝大部分病患均使用单cage融合和双侧固定；随着近来文献报道单侧固定的缺点[4，10-11]，已基本不再应用；此外，术后随访亦未发现单侧固定、双cage融合的融合器脱出阳性病例。因此，以上3个因素不符合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条件，故此次研究暂不将cage类型、双cage融合、单侧固定纳入危险因素分析。
所以，此文将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术前诊断、多节段融合、手术节段、cage位置、小cage、梨形椎间盘、终板损伤纳入研究。
3.3   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   此文主要探讨的是术中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腰椎融合术的操作过程包括铰刀处理椎间盘纤维环。铰刀有多种不同尺寸型号(6#-14#)，其主要结构是一较大高宽比的长方体，长约30 mm，宽约    2.0-3.0 mm，而高6-14 mm，并以高度值命名铰刀的尺寸型号，即高6 mm为6#，高14 mm为14#。铰刀4条长边中后缘为锋利的刀刃，注意铰刀前缘无刀刃。术者术中需要将铰刀置于椎间盘内，然后旋转铰刀清除附着于终板的椎间盘纤维环以及残余髓核，同时还起到撑开椎间隙的作用，理论上，铰刀旋转过程中锋利的刀刃会作用于终板表面而可能会损伤终板。考虑到正常的腰椎生理曲度是前凸，椎间盘前缘高度大于后缘，呈前宽后窄的解剖形态，方形结构的铰刀置于椎间盘内旋转的过程更容易损伤破坏终板的后缘，而非前缘，这可能是腰椎融合术中未发现终板前缘损伤的原因。腰椎退变的患者病变节段的椎间隙高度一般会因为髓核退变、突出而丢失，为此一般倾向于选择比病变椎间隙高度稍大的cage尺寸(常规12#)，从而实现撑开椎间隙、恢复正常椎间隙高度的作用，还可以夹紧和固定cage，同时子弹头cage表面粗糙呈台阶状，所以，打入cage过程可能因较大的cage尺寸和粗糙的表面而损伤终板。事实上，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的105例入组病例，31例终板损伤≥5 mm，74例损伤<      5 mm，且主要是终板的后缘(图4B，D)，这一现象说明术中终板损伤比较普遍。
研究发现，普遍的终板损伤并没有使术后融合器脱出这一少见并发症普遍化。显然，终板损伤程度有轻重之分，严重的损伤程度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值得探讨，但目前尚无相关文献报道。PARK等[13]是首位研究颈前路钢板-邻椎椎间盘间距与临近节段骨化关系的学者。PARK等[13-14]将椎间盘间距分成≥5 mm和<5 mm两组，采用回顾性病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椎间盘间距与临近节段骨化的关系，结果发现椎间盘间距≥5 mm使得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后临近节段骨化发病率明显升高。该成果促进了颈前路内固定器械的发展，如捷迈MaxAn以及美敦力ZEVO短钢板的上市应用。所以，作者借鉴PARK等[13]的研究经验，将终板损伤划分为≥    5 mm和<5 mm两组，分别代表终板损伤的轻重两级，研究其与融合器脱出的关系。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终板损伤≥5 mm与融合器脱出高度相关，是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如前所述，终板损伤可能与铰刀和打入子弹头融合器相关。所以，作者建议术中不要反复使用较大型号铰刀(12#)清理椎间盘，尤其是髓核严重退变、椎间隙狭窄、病变椎间盘呈梨形的患者。
3.4   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   两样本t检验P值结果提示年龄有统计学差异，与融合器脱出发生有关，说明年龄是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或混杂因素；而多节段融合平均数则没有统计学意义。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检验结果均提示性别、术前诊断、手术节段、多节段融合平均数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令人欣慰的是，此结果与LIU等[7]的Meta分析相符。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体质量指数的P值为0.54，OR值为1.3；终板损伤(≥5 mm)的P值为0.012(P < 0.05)，OR值为54.9；而梨形椎间盘、cage位置偏后的P值分别为0.040和0.049，OR值分别为64.9和21.2，结果提示，≥5 mm的终板损伤、梨形椎间盘、cage位置偏后均为融合器脱出的危险因素，该结果印证了PARK等[8]关于终板损伤与融合器脱出的相关报道。此外，梨形椎间盘、cage位置偏后的分析结果也与大部分报道相符，与临床经验和实践相符。

文题释义：#br# 融合器脱出：cage的后缘向后超出相邻椎体的后缘。#br# 终板损伤：腰椎融合术前患者CT显示手术融合节段的终板完整，即终板的高密度线条结构清晰完整无中断及缺损；而术后CT则显示终板高密度线条后缘部分缺损，即终板后缘损伤。

腰椎后路融合术包括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术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融合术的关键理念是术中摘除椎间盘和处理软骨终板后打入椎间融合器（cage），cage可以重建腰椎前中柱结构，恢复椎间隙和椎间孔高度，间接解除椎间孔及神经根管狭窄导致的神经根压迫。临床实践证明经后路椎体间融合术和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术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然而在临床上仍会出现术后融合器脱出现象。关于融合器脱出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未有统一认识。#br#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杂志出版内容重点：人工关节；骨植入物；脊柱；骨折；内固定；数字化骨科；组织工程

	阅读次数
	全文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