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是很多肺终末期患者生存的惟一希望,在所有大器官移植中肺脏移植是最后进行实验移植研究的,临床肺移植的进展也落后于其他器官。然而供体的缺乏、移植后排斥反应、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仍然是影响肺移植数量及移植后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问题。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器官供体中只有15%的供肺可以实施移植,因大多数移植物都是因为器官功能降低而无法实施移植
[2]。增加器官供体的途径之一就是从脑死亡捐献者当中选择合适供体,扩大供体的入选标准,优化潜在的脑死亡供体标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合适的供体以提高移植的成功率。在脑死亡供体当中脑损伤引起的死亡占绝大多数。有学者认为在脑死亡过程中很多因素导致肺的改变,首先大面积的脑损伤可使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在通过增加全身及肺循环血管阻力来升高血压,收缩血管引起肺初期的病理生理改变,由于脑损伤时儿茶酚胺水平提高,儿茶酚胺增多刺激内皮细胞损伤并导致肺水肿的发生
[3-5]。其次,急性脑损伤诱导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6的产生,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引发血管的炎症反应。最重要的因素是供者器官在移植过程中由于供血中断及通过血管吻合或恢复血液循环后血液再灌入器官所形成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严重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可以造成广泛的肺泡损伤、肺泡间隔毛细血管血栓形成及局部肺泡透明膜的形成。
根据国际心肺移植协会2006年的统计,肺移植后3个月的存活率为87%,移植后30d内的主要死因中手术技术原因占8.4%,原发性移植肺失功占28.4%、而急性排斥及感染分别占5.1%及21.2%。移植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8%,61%,49%[6]。然而新近有学者提出这些改变可以通过移植前对供体肺的处理来逆转[7]。目前临床上对脑死亡供体肺的保护主要是通过维持体液平衡和机械通气两方面。维持体液平衡就是要使满足终末器官所需的血管内液和引起血管内超负荷的最少液体量之间达到平衡,以解决因血管内超负荷引起的炎症反应。然而这种体液目前正处在试验阶段。在动物实验中,早期吸入沙丁醇胺可有效减少肺水肿的形成,但是在临床试验当中还没有实施[8]。
机械通气是保护肺的必要措施,包括低潮气量,低压强和合适的呼吸末正压通气量,低潮气量可以改善患者移植后急性肺损伤的发生[9],减少炎症反应[10]。合适的呼吸末正压通气可以减少肺膨胀不全,以保证肺循环血流量。在临床工作中,通过维持体液平衡、机械通气等措施维持呼吸循环等生命体征,保护了器官功能,为移植后提高移植肺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移植肺供肺的保护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环节,如在肺保护液中加入血小板活化因子拮抗剂、黏附分子拮抗剂等能改善肺内皮细胞的生存能力。Fischer等[11]发现,在以120 mL/min高流率灌注供肺前10 min先以60 mL/min较低流率灌注,较持续高流率灌注能显著降低供肺的肺动脉压、吸气峰压,改善供肺的氧合能力并防止肺水肿。
本组资料的病理检查用快速石蜡切片代替了冰冻切片。因为冰冻切片很容易导致细胞肿胀,使得观察时导致判断错误,而且石蜡切片可以做冰冻切片无法进行的网染和PAS染色,此两种染色对观察肺细胞结构是否完整、肺血管有无损伤等很有帮助。光镜下脑死亡肺组
织可见局部肺泡上皮细胞水肿、坏死、脱落,肺泡腔有渗出液,肺泡间隔增宽,未见肺透明膜的形成。肺间质血管周围有少量的出血,血管周围有炎症反应。肺组织中有淋巴细胞浸润。电镜下脑死亡供体肺肺泡细胞胞质水肿,胞核染色质沿皱缩的核膜下凝聚,有的细胞核出现异形但未见明显细胞坏死。
传统的肺移植供体选择标准如下[11]:年龄≤55岁;ABO血型相配;肺X射线片正常无阴影;PaO2 ≥ 300 mm Hg,呼吸末正压0.49 kPa;吸烟史≤ 20年;无胸外伤;无肺脓肿;无胸外手术史;痰涂片革兰染色阴性;支气管镜下检查正常且无分泌物。肺移植的种类包括单肺移植、整块双肺移植或双侧单肺移植、心肺联合移植。适于单肺移植的病变主要为肺气肿、α-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特发性肺纤维化、原发性肺动脉高压、艾森曼格综合征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双肺移植主要适用于肺囊性纤维化、晚期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肺动脉高压和其他肺疾病。通过回顾脑死亡后肺的病理活检发现改变并不大,由于脑损伤引起的肺的病理改变可以通过术前的处理来提高肺移植的成功率,脑死亡供体肺可以进行移植。作者认为脑死亡供体肺移植的标准可参考以下条件:①病理活检;大部分区域肺组织结构清晰,肺泡完整,绒毛存在;未见肺透明膜的形成、肺泡间隔未见明显增宽。②结合临床情况:吸烟史≤ 20年、无胸外伤、无肺脓肿、无胸外手术史及恶性肿瘤病史,肺X射线片正常无阴影;年龄小于55岁;捐献器官前PaO2 ≥ 300 mm Hg,呼吸末正压0.49 kPa;HIV、HCV病毒阴性。
目前本组病例样本量还较少,今后计划进一步做更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以全面了解脑死亡患者的肺脏病理改变,完善供肺移植应用标准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