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组织工程支架与巨噬细胞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历程   根据纳入的文献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有研究报道了钛及钛合金作为骨替代物应用于口腔颌面外科领域，随后又有研究证实了骨骼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相关性。随着现代免疫学的发展，自此展开了对于生物材料植入物的免疫学研究，其中巨噬细胞作为重要的免疫细胞，在生物材料植入后发挥的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21世纪初，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骨免疫学、再生医学、生物活性材料等概念，对于组织工程支架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研究逐渐深入，如免疫调控及分子机制等方面[5-11]，研究时间脉络图，见图3。"

2.2   组织工程支架    2.2.1   支架材料的特点及分类   支架材料、种子细胞和生物活性因子是组织工程的3要素，环环相扣。其中，支架作为天然细胞外基质的替代物，最重要的是为种子细胞提供生长的空间形态并引导细胞黏附与增殖，这就要求构建支架时要基本满足[12]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特定的孔径和连通性、足够的机械性能、与组织再生相匹配的生物降解速度及抗菌活性。支架材料的结构及特点见图4。 "

组织工程支架作为一类生物材料，必须具有与周围组织相适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以便在不造成组织损伤的情况下在人体内可靠和安全地发挥功效。考虑到生物材料与周围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将其分为3类[13]：生物惰性材料、生物可吸收材料和生物活性材料。生物惰性材料是指植入后在体内稳定，被纤维组织包裹和隔离，与相邻组织没有生物相互作用。生物可吸收材料是指植入后降解为无毒产品并最终被新形成的组织替代的材料。生物活性材料是指能够诱导和引导材料与周围组织发生生物反应的材料。以往的观点认为应尽可能避免由于材料本身原因导致机体出现的严重排异等反应，生物惰性材料的运用被视为是金标准[14]。随着细胞生物学与材料学等的逐步发展，生物活性材料应运而生，目标是利用材料的生物活性与机体发生相互作用。从第一代生物惰性材料发展到第二代生物可吸收材料，再到第三代的生物活性材料，不应被简单地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单一化的理解，3个分类是概念性的，每一代都涉及到材料的要求和性能的发展，各有所长，现如今第一、二代材料仍在临床上拥有一席之地，今后亦是如此，比如钴铬合金、钛及钛合金。根据材料本身性质，这些材料仍可被视为第一、二代。对于上述生物材料的清晰认识将更有助于在今后研究和开发更符合实际需求的生物材料。目前学者们认为应联合使用多种类型的生物材料，并利用材料对免疫细胞行为进行调控，有效利用材料与组织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以增强植入物与现有组织之间的整合。 2.2.2   生物活性支架的分类与应用   植入制备组织工程支架的生物活性材料可分为4大类[15]：陶瓷、聚合物、金属和复合材料。陶瓷类生物活性材料主要包括生物活性玻璃、磷酸三钙、羟基磷灰石；羟基磷灰石的合成方法会影响羟基磷灰石颗粒的形态和大小，这两者都会影响这种材料在体内的生物功能性[16]；纳米羟基磷灰石显示出比微米羟基磷灰石更高水平的孔隙率、更高的生物活性，含羟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的复合材料诱导新骨形成的能力更佳[17]，可考虑用于引导性骨再生术中促进新骨形成，如用于上颌窦提升、牙周根分叉病变的治疗。 生物活性聚合物有甲壳素/壳聚糖、蚕丝、丝胶、胶原蛋白、透明质酸、生物活性金属。不锈钢、钛及其合金、镁和钽等金属通过表面修饰(如碱热处理、过氧化氢处理和直接氧化)或使用其他生物活性材料进行表面涂层后均可得到生物活性金属。如聚多巴胺涂层可通过黏着斑激酶和p38信号通路改善支架的骨整合[18]，利用聚多巴胺将镁修饰于多孔钽支架上构成钽-聚多巴胺-镁复合支架，改善了多孔钽支架的表面活性，使支架具有更好的耐腐蚀性、与组织更匹配的弹性模量以及更好的成骨和血管生成能力。 生物活性金属具有应力屏蔽和致敏性，蛋白质和多糖类材料具有免疫原性，为了有效避免不同材料的缺陷，复合材料随之出现，并通过组分设计和物理化学性质调节实现了组织工程生物支架的不断优化。目前发现改变复合支架的制备方式、组成成分、微观形貌、表面结构等会影响支架的性能，有学者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透明质酸/聚己内酯/明胶定向纳米纤维膜，这种定向纤维膜具有更高的亲水性[19]。通过在聚合物基质中添加一些纳米级生物活性剂，可以提高聚合物的生物活性。以锶离子为生物活性因子联合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无细胞的三维电纺聚己内酯/丝素蛋白/锶支架[20]，通过改变制备方法、添加活性因子及调整材料组分比例等调控了支架的生物降解性和机械强度，并且锶的添加有效刺激了血管生长因子(如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有效达到了保护软骨、延缓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此外，酰胺、酯类和酸酐属于易受水解侵蚀的常见官能团[21]，可通过这些官能团来设计可水解降解的复合支架，优化降解动力学。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复合材料组分及性能的复杂性，其制造方法上受到一定限制。现将骨组织工程中不同种类的生物材料的应用作一归纳[22-28]，见表1。 "

由多种生物活性材料构成的生物支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组织工程领域，如用作骨替代和骨缺损填充材料、药物输送系统、医用充填材料等。针对不同领域的应用时又要求生物支架具备更多特性，例如用于骨组织工程中倾向于研究支架的成骨及血管化的能力[29]，用于软组织再生时倾向于研究支架的抗炎性和屏障作用[30]，用于修复受损的神经时倾向于研究支架的导电性及支架对促进神经细胞轴突修复或再生的能力[31]，用于血管组织工程时倾向于研究支架的促内皮化修饰[32]。 2.3   巨噬细胞与骨组织工程    "

2.3.1   生物支架植入后的巨噬细胞活化   植入物植入体内后，机体免疫系统发挥效能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免疫反应通常分为2大类：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先天免疫也称非特异性免疫，有物理(如皮肤)和化学屏障(如唾液中的溶酶体和胃酸)，以及各类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33]。在非特异性免疫阶段，巨噬细胞可通过Toll样受体识别，激活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或γ-干扰素等启动炎症过程，激活单核/巨噬细胞并招募更多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34]。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体根据外来物(通常称为抗原)被识别的类型不同而发挥特异性免疫，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参与特异性免疫反应的主要细胞有B细胞、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抗原进入人体后，首先与巨噬细胞或B细胞接触。巨噬细胞立即包围进入的抗原，将其导入抗原呈递细胞，特别是树突状细胞。随后，辅助性T细胞被这些抗原呈递细胞激活，刺激B细胞和T细胞进行记忆和效应反应[35]。抗原呈递细胞还调节T细胞反应的命运。免疫系统通过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和各种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的分泌调节非自体植入物的炎症反应。其中，巨噬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来调节宿主反应，巨噬细胞极化还可以介导下游适应性免疫反应，对组织与外来植入物的整合过程至关重要，具体见图5。"

在炎症反应发生的整个周期，巨噬细胞具有高度可塑性[36]，可被各种微环境信号激活为不同功能的表型，还可能发生不同表型之间的互相转化。未活化巨噬细胞亚型被视为M0型，有研究表明可能还存在 M3 型巨噬细胞[37]，指正处于M1型向M2型或M2型向M1型转化状态的巨噬细胞。目前通常将活化的巨噬细胞分为经典活化M1型巨噬细胞和交替活化M2型巨噬细胞。M2型巨噬细胞又细分为4种亚型[38-39]：M2a ( 由白细胞介素4及白细胞介素13诱导) 、M2b(由脂多糖和免疫复合物共同诱导)、M2c(由白细胞介素10、转化生长因子β或糖皮质激素诱导) 、M2d(由白细胞介素6诱导，与肿瘤相关)。在生物支架植入体内后的炎症早期，M1型巨噬细胞激活后表达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40]，如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2、白细胞介素23、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及肿瘤坏死因子α，负责血管生成和坏死组织的清除。在炎症晚期，M2巨噬细胞激活后表达高水平的精氨酸酶1和抗炎分子，如甘露糖受体、富含半胱氨酸清道夫受体1型M130、Fizz1、转谷氨酰胺酶2和趋化因子C-C配体-18，负责免疫调节、基质沉积和组织重塑[41]。 2.3.2   巨噬细胞对生物支架整合过程的影响   炎症早期会激活M1型巨噬细胞发挥促炎症反应，积极发挥作用抵御外界刺激，然而M1型巨噬细胞的持续表达会导致严重的异物反应以及肉芽肿和纤维包囊的形成，最终导致生物材料整合失败。在炎症后期逐步激活的M2型巨噬细胞所发挥的组织重塑反应十分重要，有助于生物材料的血管化并抑制纤维组织的形成，促进生物材料的整合和性能的稳定发挥，见图6。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M1型巨噬细胞过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架材料与组织的整合，但它与组织再生相辅相成，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单宇华等[42]用3D打印技术制备了β-磷酸三钙支架，使用氯磷酸脂质体去除大鼠牙槽突裂区域的巨噬细胞，结果表明去除巨噬细胞阻碍了新骨的形成，这提示巨噬细胞在骨改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运用于骨组织工程的生物支架植入后激发机体的免疫反应，使支架可以与组织成功整合，随后发挥支架的功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支架会在体内不断降解直至最终消失，最终新骨完全形成。在支架一边发挥功能性作用，一边降解的过程中，巨噬细胞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文提到的多种生物活性材料的降解都与巨噬细胞息息相关，且生物材料的组成成分[43]、微观结构、表面修饰、降解产物等均会影响巨噬细胞对支架的降解作用，并且支架降解时产生的降解产物也会影响巨噬细胞的行为与功能。生物支架在体内降解主要考虑受体内溶解及细胞降解两方面控制[44]。生物陶瓷支架的降解是由细胞介导的主动过程，且材料中钙磷比例、孔隙形状和大小等都会影响破骨细胞样细胞的活性及材料的降解，如碳酸钙/羟基磷灰石/藻酸钠复合材料的凹形孔隙为巨噬细胞源性破骨细胞提供了充足的生长空间，同时支架降解时释放的钙离子及磷酸根离子会被巨噬细胞源性破骨细胞吸收并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最终导致新骨形成。 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分子结构多为链状，降解由多种酶的参与发生随机断链和链端切断。如丝素蛋白在体内或体外可通过响应多种蛋白水解酶(例如蛋白酶XIV、α-糜蛋白酶、蛋白酶K、木瓜蛋白酶及胶原酶等)被水解为较小的多肽或形成氨基酸后在体内吸收或代谢，同时植入体内的含丝素蛋白支架的降解还有巨噬细胞及异物巨细胞的吞噬作用及细胞因子的参与，其中丝素蛋白的 β-折叠结构可以增加丝素蛋白对酶的抵抗从而降低降解速率，而具有更高孔隙率的材料有利于细胞渗透和酶的扩散，则加速支架降解速率[45-46]。对于复合支架材料而言，巨噬细胞对支架的降解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细胞直接接触材料后吞噬分解支架材料，在细胞的溶酶体内降解；另一方面细胞可分泌多种生物活性分子如生物活性氧、降解酶、细胞因子等)，直接与生物材料进行反应达到降解目的。 因此，骨组织工程中的生物支架不仅需要良好的理化性质、机械性能，还希望达到新骨形成与支架降解的平衡，了解支架植入体内后、降解过程中的巨噬细胞的作用是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调节巨噬细胞的行为及支架的性能，达到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与新骨形成平衡的可控降解速率的支架是今后需要不断探索的方向。 2.3.3   生物支架对巨噬细胞的影响   骨组织再生依赖于免疫环境稳定有效的发挥作用，二者均受多种信号通路的调节。巨噬细胞的极化受到多种分子及信号通路的调控，包括干扰素调节因子、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信号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Notch信号通路等。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中，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家族调节着巨噬细胞极化和活性，Toll样受体4激活该通路是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的重要途径。而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的激活是巨噬细胞中Toll样受体和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信号的负调节因子，该通路的激活有利于激活白细胞介素4诱导的M2型巨噬细胞的激活。 值得注意的是，破骨细胞是骨髓中的髓系祖细胞分化而成的单核巨噬细胞相互融合，所形成的多核巨细胞。所以，支架植入后、降解过程中及发挥功能时对巨噬细胞的刺激都会影响新骨的形成。有研究已证实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受体活化因子配体/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受体活化因子/骨保护素信号轴是免疫系统和骨骼系统共享的信号轴[47]，同时影响免疫反应和新骨形成。破骨细胞的形成和功能受到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受体活化因子配体的严格调控。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通过刺激破骨细胞前体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受体活化因子的表达，促进破骨细胞分化。核转录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结合破骨细胞前体和成熟成骨细胞上的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导致包括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在内的转接/衔接分子的募集。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可以激活多种下游信号通路，如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应激活化蛋白激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38、活化蛋白1转录因子家族、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c1，启动破骨细胞的形成和活化[48]。FoxO转录因子家族是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通路的下游信号分子，FoxO1是氧化还原平衡的主要调节因子，可刺激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抑制成骨细胞的凋亡。 此外，存在于人体内的miRNA是一类非蛋白质编码小分子单链RNA，在转录及转录后水平发挥调控基因表达的功能，miRNAs与巨噬细胞极化、吞噬活性、肿瘤增殖、炎症激活和代谢稳态等相关。有研究证明miR-142-5p通过磷脂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磷脂酰肌醇激酶/蛋白激酶B/FoxO1信号通路参与骨髓源性巨噬细胞破骨细胞分化的过程[49]。miR-7基因敲减后[50]，通过核因子激活的B细胞的κ-轻链增强等信号途径调控，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ɑ的表达显著升高，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显著增强。 生物材料作为异物植入体内引发机体的炎症反应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早期急性炎症会募集嗜中性粒细胞从血流中至损伤部位，血液中的非特异性蛋白质自发黏附于植入物表面，通过细胞表面受体介导细胞相互作用和黏附，这是细胞迁移、炎症和免疫应答的起点。围绕植入物周围形成临时基质，基质中的溶栓剂和血小板释放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和趋化因子，其中趋化因子(如趋化因子配体2)会刺激材料植入部位的巨噬细胞募集和激活。活化的巨噬细胞分泌额外的趋化因子，炎症信号通路会被激活。在这一过程中，蛋白质吸附影响着植入物与组织的相互作用，所以生物植入材料的亲疏水性、表面结构、对蛋白质吸附能力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组织受损部位的巨噬细胞被激活后，持续的急性炎症将导致巨噬细胞融合形成异物巨细胞，以单核-巨噬细胞及淋巴细胞的存在为特征，血管开始增生、结缔组织逐渐形成，在材料植入部位逐步转变为慢性炎性反应， 这一过程可以在植入物的整个生物周期内持续存在。在上述过程中，各种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处于活跃状态，通过吞噬作用清除体内异物，而无法被细胞吞噬的较大异物会激活“吞噬受阻”，刺激免疫细胞释放化学物质(如炎性因子)并黏附于植入物上，通过这些炎性因子分解较大的异物，达到组织修复的目的。同时，机体又会调节免疫细胞的分泌活动使其在发挥炎症反应的同时不影响组织修复与再生[51]。上述由于外来植入物引发的宿主炎症反应对组织愈合、再生、材料整合等至关重要，这种炎性反应的严重程度及炎症进展受植入物的性质影响，目前研究发现生物材料的化学及物理性能会影响巨噬细胞极化方向。 影响免疫反应的一种策略是支架材料的物理性能，例如材料的硬度，表面几何形状及微观结构等。研究表明，植入物表面的蛋白质吸附和细胞黏附受三维表面形貌的影响，相比平面型支架表面而言，具有纳米纤维结构的、模拟天然细胞外基质结构的电纺支架表面可有效减少巨噬细胞的激活和异物巨细胞的形成[52]。ZHENG等[54]通过调节支架表面形貌实现了巨噬细胞表型的顺序调节，近红外辐射后支架表面形貌从平坦变为微沟槽的转变有效诱导了巨噬细胞从圆形转变为细长，从而导致表型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阳性及白细胞介素10低表达的巨噬细胞转变为精氨酸酶1阳性及白细胞介素10高表达的巨噬细胞，实现了大量炎性细胞的早期浸润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点从促炎表型向抗炎表型的转变。通过材料形貌改变对巨噬细胞表型进行调控的过程考虑是通过激活Rho激酶2和Rac相关的C3肉毒素底物1，Rho激酶2调节细胞黏附，Rac相关的C3肉毒素底物 1参与细胞迁移和细胞骨架的构建。通过改变纳米生物材料的表面粗糙度也可以调节局部骨免疫反应，光滑的矿化胶原表面促进了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55]。张吉昊等[56]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具有电活性的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共聚物取向纳米纤维膜，通过电晕极化仪极化，相比未极化无方向的电纺膜对照组，取向极化组和取向未极化组的结果显示出更好的软组织愈合，取向极化组在炎性反应晚期巨噬细胞M1型标志基因CCR7表达显著被抑制，M2型标志基因CD206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 此外，TYLEK等[57]制造了不同几何形状(三角形、盒形、圆形及无序层)的3D多孔聚己内酯纤维支架，结果显示，盒形支架组中巨噬细胞M2型特异性表面标记物CD163上调至所有支架组中的最高水平，M1型标记物(白细胞介素1β及白细胞介素8)被下调至所有支架组中的最低水平，证实支架的几何结构会影响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随后，该研究者重点研究了在盒形支架组中支架孔径变化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结果显示40 μm孔径的盒形3D支架上白细胞介素10等抗炎因子释放量最高，炎症初期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8等分泌降低，考虑可能是由于小孔径3D支架有助于细胞在植入物中迁移并形成细长的巨噬细胞，而细胞的这种形态变化增加了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的比例。  影响免疫反应的另一策略是对支架材料进行表面改性，可防止M1型巨噬细胞极化或者促进M2型巨噬细胞极化。生物材料植入的早期会引起局部的蛋白质吸附和临时基质的形成，巨噬细胞与植入物的黏附是由被吸附的细胞外基质蛋白与巨噬细胞上表达的相关细胞表面受体(包括整合素、选择素、多配体蛋白聚糖和CD44)之间的相互作用介导的[58]。 通过调节材料表面亲疏水性，可以防止非特异性蛋白质吸附和不必要的细胞黏附。与疏水性材料表面相比，高亲水性的材料表面可以更好地调节辅助性T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募集，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减少白细胞介素类促炎因子的分泌。有学者们通过湿法纺丝将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制成宽度可调节的微米级条带状支架[59]，并在支架表面涂覆纤维蛋白原，通过模拟体内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反应的交联机制来启动支架的交联，从而增强了支架的生物相容性、水溶性和可注射性，通过形成的生物相容性表层改善了植入物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强支架的功能性。同时当支架与凝血酶混合时，纤维蛋白原包覆的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支架可以被交联成三维结构的支架，并实现了支架可控化的交联性、可注射性、可封装细胞及三维多孔等特性。并且，这种三维多孔支架可以引起巨噬细胞的活化及M1型向M2型的转变达到巨噬细胞数量的动态变化与骨形成及血管化的过程相协调[60]。 此外，将植入材料进行表面处理也可以达到改变材料表面润湿性的目的。如钛表面通过常压等离子体的修饰显著增强了其表面的润湿性[61]，同时保持了钛本身的拓扑结构和亲水表面没有改变，常压等离子体修饰的钛与人单核细胞白血病来源的巨噬细胞及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结果显示处理过的钛支架可增加细胞迁移和成骨标志物的基因表达，有效促进了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在此过程中考虑是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在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中起关键作用，重组人黏结蛋白聚糖2调节成骨细胞黏附、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形成及Runx2的表达。支架性能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概括见表2。 "

炎症反应涉及的机体微环境较为复杂，植入物与宿主的相互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改变材料的亲/疏水性、表面结构等理化性质可以一定程度程度上影响巨噬细胞行为，除此之外，还可考虑通过局部分子递送与植入物设计相结合来实现免疫调节，设计具有药物搭载系统的支架，在支架降解过程中实现缓释抗炎分子以调节免疫反应，例如环丙沙星、地塞米松和白细胞介素4等[62-66]，见表3。 "

微粒药物输送系统是一种递送药物、酶、细胞和疫苗等的有效途径之一[67]。研究表明，即使没有药物负载，微球也能刺激天然免疫细胞，激活抗原呈递和触发免疫反应。利用微球对免疫细胞的作用特点，开发一类对巨噬细胞具有靶向性的药物输送系统，实现对炎症反应的调节是学者们研究的方向之一。海藻酸钠中存在Toll样受体2和Toll样受体4的特异性配体，巨噬细胞表面受体如Toll样受体通过识别细菌表面的脂多糖，激活巨噬细胞极化的信号通路，诱导M1型巨噬细胞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利用Toll样受体与Toll样受体配体的结合，实现药物运输系统对巨噬细胞的靶向性递送[68]。ZHANG等[69]通过负载白细胞介素4的水凝胶微球修复大面积颌骨缺损，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4激活的巨噬细胞可高表达精氨酸酶1，提高巨噬细胞增殖能力并抑制其凋亡，促进M2巨噬细胞极化，抑制炎症的发生发展，激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的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信号通路，有效促进新骨形成。陈芳浩等[71]在钛种植体表面构建了一种负载了地塞米松的DNA-壳聚糖水凝胶，这种水凝胶能促进巨噬细胞增殖并诱导其M2型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