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MyomiRs与肌肉退化   研究发现，肌肉功能紊乱常伴随MyomiRs降解现象。一项临床研究指出，miR-1、miR-133和miR-206能够作为Duchenne和Becker’s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生物学判定标志物[23]。miR-206表达水平的上调与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进展一致，呈正相关性[24]。与健康患者相比，横纹肌肉瘤肿瘤患者组织中miR-1、miR-133a、
miR-133b和miR-206的表达下调[25]。miR -1水平下调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肌肉功能恶化相关[26]。在一项健康年轻男性的研究中发现，卧床休息7 d导致miR-1和miR-133a
下调[27]。
2.2   miRNAs与心脏功能调控   miRNAs在生理及病理条件下对心脏功能维持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因敲除DICER能够导致自发性心脏重构且多种miRNAs参与该生物过程，该研究证实miRNAs在心脏器官生成及功能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28]。
2.2.1   心脏特异miRNAs   研究发现miR-1、miR133a、miR-208a/b及miR-499在心脏中高度富集，为心脏特异miRNAs。这些miRNAs参与成年成纤维细胞、肌成纤维细胞基质前体的分化、向成熟心肌细胞的转分化、重编程，以及心肌细胞的功能和存活[28]。心脏特异miRNAs活性和功能的严格调控对于维持心脏正常收缩和传导具有重要意义。病理条件下，心脏特异性miRNAs的降解能够导致心房纤颤、缺氧、缺血、纤维化等。
2.2.2   miRNAs与心肌肥厚   心肌肥厚是一种心脏重构的形式，具有心肌细胞增大，心脏体积增大，心室增大的特征[29]。生理性心肌肥厚若得不到及时治疗会诱发病理性心肌肥厚，进而形成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研究发现，miRNAs能够通过靶向前肥大信号通路，如钙信号通路和细胞周期相关通路，进而正向或负向调控心肌肥厚。
miR-1是肌肉特异性miRNA，在心脏中大量表达，通过靶向钙信号通路、细胞周期蛋白D激酶6-视网膜母细胞瘤通路及甲状腺激素水平促肥厚通路保护心肌肥厚[30-32]。
miR-133a也是一种肌肉特异miRNA，通过靶向钙通路、细胞生长及发育通路发挥抗肥厚作用。miR-133a还可以通过抑制血清响应因子和细胞周期素D2的表达来缓解心肌肥厚[33-34]。miR-10a通过下调心肌发育相关转录因子T-box5抑制心肌肥厚[35]。
miR-155、miR-22、miR-217、miR-29及miR-200c是一种促进心肌肥厚的调控因子。miR-155通过靶向促肥厚通路如炎症和钙信号促进心肌肥厚[36]。miR-22在心肌肥厚及肌细胞分化中表达上调，通过靶向钙调磷酸酶通路促进心肌肥厚[37]。miR-217通过调节蛋白甲基化促进心肌肥厚，研究发现过表达miR-217促进心肌肥厚，抑制miR-217水平能够逆转心肌肥厚[38-39]。miR-29通过抑制核受体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受体δ发挥促心肌肥厚作用，且与心肌纤维化正相关[40-41]。miR-200c通过MAPK、过氧化/凋亡通路及直接靶向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MLCK)发挥促心肌肥厚作用[42]。
2.2.3   miRNAs与心肌细胞损伤   心肌细胞损伤或丢失发生于多种心血管疾病中。大量研究指出miRNAs通过调控凋亡、自噬和炎症反应而成为心肌细胞损伤的主要调控因子。
miR-145通过阻断线粒体凋亡起始因子Bnip3的表达诱导线粒体凋亡通路，抑制氧化应激导致的心肌细胞死亡[43]。miR-494通过激活AKT-线粒体信号通路和抗凋亡蛋白表达保护心肌细胞死亡[44]。miR-499通过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介导的动力相关蛋白1去磷酸化和减少线粒体分裂来抑制细胞死亡[45]。miR-30家族通过β-肾上腺素通路调控心肌细胞凋亡[46]。
自噬是一个进化保守和高度可调的细胞循环，能够清除受损的细胞器及受损的细胞。多种miRNAs能够通过调控自噬过程而影响自噬反应。miR-17家族成员如miR-106b和miR-20a能够抑制自噬反应[47]，miR-375、miR-20a、 miR-137、miR-96、miR-188-3p及 miR-199a-5p能够通过直接靶向自噬蛋白Atg7抑制自噬反应[48-52]。
miRNAs在调控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miR-155通过控制SOCS1和Akt1轴调节巨噬细胞的极化[53]，通过上调SHIP1-Akt信号级联来促进巨噬细胞的存活[54]，通过直接靶向促炎核因子κB信号转录因子抑制巨噬细胞活性[55]。
miR-125a及miR-125b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诱导蛋白3表达抑制炎症反应[56]。miR-145-5p可抑制CD40介导的炎症反应和急性缺氧引起的心肌细胞死亡。
2.3   miRNAs与身体活动调控   运动训练对大多数器官系统都有积极的影响，包括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特别是肌肉骨骼系统。身体活动是产生细胞内外信号的有力刺激，这些压力信号来自于生理过程，作用于积极的代谢和结构适应，如最佳肌纤维效率和神经肌肉补充，维持内环境平衡，线粒体生物发生，肌肉生长和再生[57]。研究指出，运动能够调节骨骼肌、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miRNAs表达；同时，miRNAs的表达情况与运动类型相关。
2.3.1   耐力训练   耐力运动通过大肌肉群及心血管系统，促进对氧气的利用及改善身体状态。最大强度的重复长时间运动可引起骨骼肌的表型改变，如快速-慢纤维型转换、线粒体生物生成增强和血管生成增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γ家族在骨骼肌对耐力运动的适应中占据重要作用，涉及脂肪酸氧化、糖酵解和糖异生等代谢过程。miR-696和miR-23水平下调，可增加phosphatidylglycerol phospholipase α (PGC1 -α)蛋白表达[58]。研究发现急性运动可导致miR-1、miR-181和miR-107的过表达[59]。小鼠研究中，急性游泳训练下调miR-494及miR-16的表达水平，miR-494能够参与调控线粒体生物发生表达水平，而miR-16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有效靶点，可增加毛细血管密度。
HECKSTEDEN等[60]对信号级联的研究发现，长期进行力量和耐力运动人体表达异常的miRNAs对几个基因具有高度的调节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miRNAs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调节。运动训练能够增加骨骼肌毛细血管密度，并通过增加扩散面积和缩短扩散距离来促进运动时的供氧。耐力和力量训练中均存在血管生成现象，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一种关键的运动训练刺激下促血管生成的毛细血管生长调控子。由于训练状态的改变，miRNAs水平表达发生了变化，从而为训练适应提供了内源性调控。
有氧能力是耐力训练状态的标志。力量和力量表现型是耐力训练的个体的特征标志。最大摄氧量(VO2max)是心血管健康的指标，是健康和病理受试者心血管死亡的预测因子[61]。实际上，有氧适能水平较低的受试者的miR-210、miR-21和miR-222的循环水平明显较高[61]，研究表明miRNAs在调节与氧传递相关的生物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ELIA等[62]研究发现miR-29a-3p和miR193a-5p这2种miRNAs标志了2种不同类型的运动，即力竭运动和非力竭耐力运动，根据其表达情况可用于区分运动类型；同时也可用作损伤肌肉修复和恢复生物标志物，可进一步检测严重肢体缺血患者损伤肌肉恢复情况。上述生物标记可以帮助教练员改善训练和恢复计划，从而优化运动竞争力。
2.3.2   阻力运动   与耐力运动相比，阻力运动会改变肌肉质量，而对新陈代谢没有显著影响。事实上，阻力运动可以调节多种miRNAs的表达，如与肌肉肥大刺激相关的miR-1、miR-133和miR-206[11]。胰岛素生长因子1是miR-1的有效靶点之一，急性阻力运动降低骨骼肌的miR-1，增加IGF-1/AKT信号通路与蛋白合成[62]。miR-206相对于足底肌在比目鱼肌中高度表达，与Ⅰ型纤维密切相关[11]；miR-206参与骨骼肌肥大的调节；miR-206抑制肌肉生长抑素mRNA的翻译，导致高肌肉生长抑素血清丢失，增加骨骼肌质量。虽然已开展若干耐力运动训练的研究，但阻力运动的相关研究却较少。因而，有必要对阻力运动进行深入研究，以探索体育锻炼与miRNAs调控的相关性。
2.4   循环miRNAs与运动调控
2.4.1   循环miRNAs   大部分miRNAs存在于细胞内，但也有研究证实miRNAs能够通过血液及其他体液进入循环系统。目前尚不明确miRNAs通过主动分泌进入循环进而发挥内分泌功能还是细胞损伤后的被动排泄。已有研究发现循环miRNAs(circulating miRNAs，c-miRNAs)与激素及细胞因子类似，通过调控靶细胞基因表达而发挥作用[63]。大部分循环miRNAs通过脂囊泡如外泌体[64]、微粒和凋亡小体或与RNA结合的蛋白如Argonaute -2或高密度脂蛋白的结合而稳定存在与血液中[65-67]。
当前体液miRNAs主要通过miRNA微阵列、荧光定量PCR及下一代测序等手段进行检测。血浆和血清具有取材简便、易获取等特点而成为最具前景和广泛研究的循环miRNAs来源。由于提取、定量、检测技术的相对简便性，循环miRNAs已成为可靠的非侵入性候选生物标志物[68]。
2.4.2   循环miRNAs与运动关系   循环miRNAs作为人类病例诊断及预后的标志物，被证明能够对运动刺激产生反应而成为运动潜能及训练适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身体活动及运动训练能够引起心血管系统、细胞代谢、炎症反应、肌肉重塑等多种生理变化，循环miRNAs能够反映生理应激，进而为理解身体活动的分子机制提供临床信息[69]，了解身体活动及运动相关的生理过程对于运动能力判定及运动训练计划制定至关重要。
BAGGISH等[12]在2011年首次开展了有氧运动与循环miRNAs表达谱相关性的研究，研究发现有氧运动主要影响血管生成(miR-222，-20a)、炎症和缺氧(miR-21，-146a)、骨骼肌及心肌收缩相关循环miRNAs，进一步分析发现miR-146与有氧运动能力参数VO2max呈正相关。一项纵向队列有氧健身的研究对踏车运动前后血清中720 miRNAs进行了分析后发现[61]，miR-210，miR-21及miR-222能够用于判断低及高VO2max反应者，且miR-210能够作为有氧能力的生物学标志物。AOI等[70]发现循环miR-486在急性及慢性有氧运动后表达水平下调，循环miR-486与VO2max呈负相关，由于miR-486可调节骨骼肌对葡萄糖的摄取，作者认为miR-486可能在运动诱导的代谢适应中发挥作用。
一项针对老年人的为期5个月阻力训练实验发现[71]，血浆和肌肉的miR-499被认为是阻力训练后膝关节伸肌力量增加的最敏感的标志物。Wardle等[72]对从事精英运动的男性分别进行力量及阻力训练后发现，循环miR-21、循环miR-221、循环miR-222及循环miR-146a与训练的性能参数相关，且相较于力量训练，上述循环miRNAs对于阻力训练更敏感。
有学者对马拉松训练与循环miRNAs表达谱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BYE等[61]的研究表明，马拉松跑后，循环
miR-1、 -133a、-206、-208b和-499的水平升高。Baggish等[73]报道了马拉松比赛之后心肌组织中循环miRNAs的增加(miRNAs-1，-133a，-499，-208a)、炎症(miR-146a)和内皮细胞(miR-126)的增加。由于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比赛是剧烈运动，而循环中的miR-133a可能是肌肉损伤的一个指标，因此有人提出，肌粒水平升高可能部分反映了运动对肌肉细胞的影响。
运动可以引起循环miRNAs的变化，循环miRNAs作为运动训练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为运动适应的分子调控提供重要的信息，了解它们在控制生理运动适应中的机制作用对于运动方案的调整及优秀运动员选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