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建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意义   2.1.1 保障供体来源 移植供体的短缺已经成为限制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瓶颈[4]，建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缺乏激励而导致的器官浪费。一项针对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中合理补偿的态度调查显示[5]：高达87.96%的人认为应该给予供者合理的补偿。器官捐献救助措施的缺失是造成中国器官捐献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缺乏激励而导致的器官浪费，提高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率[6]，为器官移植提供更多的供体，挽救更多的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2.1.2 遏制器官买卖行为 人体器官买卖源于供体器官的短缺，而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空间又促使了器官交易中介的大量产生。器官的特殊性赋予了它很高的生命价值和经济价值[7]，在贫富差距日益增加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器官买卖行为加剧了两极分化，在实现富者获得新生的机会和满足器官交易中介谋取暴利的愿望的情况下损伤了穷者的健康身体。非法的器官买卖组织在获取器官的过程中因医疗水平的有限会严重影响到供者的生命安全，建立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引导自愿捐献器官却又生活拮据的人群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器官捐献，不仅保障了供者生命安全，而且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等社会问题[8]。 2.1.3 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任何科学技术，无论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多大的贡献，都必须合法并尊重伦理学原则，器官移植亦如此[9]。中国器官捐献提倡无偿捐献，尊重生命这一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则”[10]，是器官移植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不仅要尊重生命本身，更要尊重生命的价值。在器官移植具体实施中，提倡无偿捐献，倡导人们在死后自愿并不计报酬的捐献器官以挽救生命垂危的患者。在这一过程中，受者因接受移植获得了治愈的机会，医院收获了救死扶伤的荣誉，社会收获了助人为乐的高尚[11]。但是供者家属却因为亲人的离去承担着巨大的生理、心理乃至经济的负担。因此，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对于供者及家属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12]，体现了社会对于捐献者“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和认同[13]，是对器官捐献行为的赞赏和支持。 2.1.4 保护双方利益  中国器官捐献必须坚持尊重生命和公平的原则，器官移植不仅要减轻患者痛苦，挽救处于死亡线上的患者，更要尊重健康供者的生命[12]。活体器官移植缺少对供者的补偿机制，造成器官捐献者对因捐献行为产生的损害无力承担[14]。因此，对供者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救助，尤其是在供者因捐献产生身体不适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既可以体现社会对捐献者的关心和抚恤，又可以保障供者利益。另外，可以避免由于经济利益和科技利益的驱使任由器官买卖现象的生存空间[15]，保证了供体来源的质量，提高了患者术后的生存时限及生活质量。 2.1.5 实现移植技术的初衷 器官移植是为延长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应运而生的。随着医学技术发发展，人们发现人体健康之所以不能维持，往往是因为身体部分或单个器官丧失功能所致，并非是所有器官或组织均已受损，因此便萌生了更换器官的设想。1960年，吴阶平院士率先开展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肾移植，但由于设备技术的落后和免疫抑制药物的缺乏，器官移植未获得成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免疫抑制药物应用于临床，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移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无数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移植供体的匮乏严重影响器官移植技术伦理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不利于医学目的的实现[14]。 医学的目的是预防疾病、救死扶伤，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这与器官移植技术的初衷是一致的，但移植供体的短缺却极大地阻碍了这一目的的实现。国际上常以每百万人口的脏器捐献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器官捐献状况[14]，对比西班牙的38 pmp，中国的器官捐献率这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50万的潜在器官移植受者，但中国的器官供需比仅为1∶30，巨大的供需矛盾致使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等待供体中绝望，严重影响了器官移植技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2.2 中国器官捐献救助存在的问题 2.2.1 立法空缺，法制化和规范化程度低 人体器官捐献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许多法律问题，因此必须在完善的法律框架下才能合法运作[7]。在目前的器官捐献救助情况下，各项救助项目在救助的实施中基本是依靠红十字会的政策性文件(卫医管函[2010]25号)[12]来推动，没有纳入正规的法律保障程序中，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的地位和职责也缺少法律依据，对捐献医疗机构就没有监管权力，使其工作开展起来有些力不从心[12]。因为缺乏法律的约束力作用，导致器官捐献救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救助项目不能落实到实处的现象[15]。另外，由于器官的特殊性，不能以商品属性来衡量它的价值，这不仅给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影响到实施的效果。 2.2.2 资金来源渠道窄，筹集不足 要对器官捐献者进行社会救助，救助资金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题。中国红十字会没有设立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政府也没有将器官捐献基金列入每年财政预算之中，器官捐献救助资金没有稳定的财力支持，红十字会目前采取“社会筹集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移植医院减免一点，受捐者出一点”的办法，根据贫困捐献者家属的申请对其进行适当救助。深圳红十字会对捐献者情况的粗略分析显示，大部分捐献者经济收入偏下，当患有重病而又救治无望时，希望通过器官捐献来偿还因治疗而欠下的巨额医疗费用，但是由于中国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不健全、救助资金的不充裕[16]，于是无形中失去了一大部分的潜在器官捐献者。 2.2.3 救助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 救助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器官捐献救助标准的缺失，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器官捐献与高尚的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器官捐献“曲高和寡”，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17]。限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仅仅依靠理论层面的宣教不可能达到提高器官捐献率的目的；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寄希望于公众的无偿捐献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由政府出面出台相关的器官捐献救助标准，从制度层面保证器官捐献救助措施的实施就显得极为重要。但在中国，缺乏相关的制度性文件，没有政府权威部门的保证，极大了影响了公众器官捐献的积极性，这也是导致实际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公民对器官捐献赞成率的主要原因[12]。中国器官捐献救助是涉及多个部门的系统工作，需要有统一协调的救助管理体制整体推进。目前，中国器官捐献救助工作主要由红十字会负责，而红十字会是“中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救助团体。由于器官捐献缺乏一套协调配合机制[18]，红十字会往往得不到来自其他政府工作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同时又由于红十字会没有明确规定的政府职责，在需要地方组织和人民给予支持和协助时颇费周折，极大地了影响了救助工作的工作效率。 2.2.4 无偿捐献，影响器官捐献者捐献热情 大多数国家对于器官捐献不提倡实行“有偿制”，因为“金钱泛滥只会导致更为恶劣的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环境”[19]。无偿捐献一直是中国提倡的捐献方式[20-21]，不允许将经济利益渗入到器官捐献的活动中，更不允许器官商业化。由于器官的特殊性，人们在当前对器官商业化的概念理解上存在很多误解，将合理补偿、激励机制、有偿捐献等同于出售器官的广告宣传、器官买卖、黑市交易等而加以禁止。反对器官商业化是对的，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反对给予供者捐献器官后的任何补偿[22]。这种做法是不近人情的，严重的遏制了人们自愿捐献的积极性，造成合法来源的器官缺乏，从另一方面却促使了非法渠道获取器官市场的发展。调查显示[5]：有45.38%的人认为不应该买卖器官，认为器官交易合理的仅占6.02%，但是公众对合理补偿的支持率却高达87.96%。另外，根据相关调查，89.46%的人认为“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既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那么就应该给予激励，强化这种行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相应的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出台，失去了大量的潜在器官捐献者；所以，对器官捐献者给予合理的人道主义救助，无疑可以达到强化公众器官捐献意愿，提高器官捐献率的目的。 2.3 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主要内容 “民以食为天”，生理的、物质的需要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是人类能够从事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一个健全的救助体系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23]，尽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救助功能[24]。做好无偿器官捐献工作同样需要一套完备的、长期的救助机制。但目前，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尚未出台明确的器官捐献救助措施与方法。 2.3.1 完善救助体系，规范救助流程 创新救助工作机制，建立公开、公正的科学救助体系。首先，要形成“中央牵头、地方主导、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参与”救助平台，实现器官捐献救助的整体联动；其次，信息化时代，要充分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开放性、广覆盖和信息即时性传播的特点，借鉴人体器官捐献分配与共享系统，将需要救助人员的基本信息录入数据库并进行归档分析，确立重点救助对象；要建立器官捐献救助的跟踪系统，保证救助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借助网络平台宣传救助理念，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人士加入到救助的大家庭中，体现对器官捐献者的尊重和敬仰；再次，简化救助流程，保证救助措施的及时到位，切实解决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后顾之忧；最后，设立电话救助热线，由红十会专职人员负责，随时接受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咨询、投诉，更便于器官捐献者家属寻求救助。 2.3.2 扩大救助范围，加强社会救助力度 社会救助思想在中国起源甚早，先秦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中就曾描绘了一个“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25]。对于器官捐献的救助而言，首先要建立器官捐献者遗体纪念园，接受社会的瞻仰，体现社会对器官捐献者的尊重；其次要对器官捐献者生前需要赡养的人员给予救助，在子女幼儿园入园和小学入校方面体现政策的优惠性，减免子女上学的学杂费；对需要赡养的老人，由当地政府出资保证其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体现社会对无偿器官捐献者的人道主义救助和社会关怀，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2.3.3 提高救助水平，完善经济救助 首先，对器官捐献者的丧葬费施行优惠，免除捐献者包括遗体接运费、停放费、火化费和骨灰寄存费等丧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另外，对捐献者的墓地墓位、骨灰存放处格位购置所需费用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给予一定的补偿；其次，在人道救助经费上，参考捐献者家庭是否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生前赡养人口数的多少以及家庭成员是否具有劳动能力酌情确定[26]，给予困难捐献者家庭必要的救助，设置最高救助限额，最高不超5万元，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27]；对于不符合前述标准的救助对象的捐献者家庭，可象征性的给予一定的慰问金。最后，要尽力解决捐献者救治过程中发生的医疗费用。采用“政府补贴一点、社会救助一点、医院减免一点”的联合救助模式，加强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28]，通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对器官捐献患者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29]，减轻捐献家庭的医疗负担；同时，由政府机关出面协调医院对医疗欠费予以适当减免。 2.3.4 创新救助模式，增加心理救助 现代医学的发展，心理医疗已经成为大医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医生，不仅要学会运用医疗技术手段治病救人，更要学会待人。心理救助的对象包括器官捐献者本身和家属两个群体。因医疗行业的专业性，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在疾病和死神面前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恐惧心理和焦虑不安心理[30]，尤其是对于心死亡器官捐献者和家属来讲，还存在一定的情绪低落心理和抗治疗心理，对于医生的终末治疗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是抗拒治疗，针对此类情况，应该具备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切实站在亲人和家属的立场上体谅患者家属此时的心情，提高沟通技巧，在医患沟通上尽量做到言语亲和，不急不躁，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与患者家属积极沟通，赢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和支持，只有与患者达成共识，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在治疗上应该以减轻患者病痛为目的，加强人文关怀，适当增加家属的探视时间，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在生活上应该时刻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全面了解患者生活状况和人际关系，增加医疗安全感和医患亲近感。器官捐献后，家属因亲人的去世无比悲伤[31]，作为医务人员或者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及时与家属进行沟通交流，使家属尽快从悲痛中恢复。 2.4 器官捐献救助体系的实现途径 2.4.1 加强理论研究，对器官捐献救助提供强有力的指导 器官捐献的救助是现代社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西方国家，虽然禁止器官买卖行为，但是允许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付给捐献者一些费用，如误工费或者交通费等；在新加坡，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修正法令》，法令明确规定，肾脏捐献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得到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在中国，现阶段器官捐献的救助还仅仅停留在一种慈善行为的层面上，政府部门是本着人道主义救助理念进行救助，缺乏救助的社会化和法律化，严重影响了器官捐献救助的效果。 2.4.2 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器官捐献救助立法 要充分发挥器官捐献救助的作用，必须尽快加强立法[32]，促进《器官捐献救助法》及其他专项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保障范围、对象、保障标准、条件、监督责任和义务等进行明确规范，保障器官捐献工作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加强对救助过程中的监督，包括对救助实施部门的监督、对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对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监督[33]，使器官捐献的救助工作落到实处，保证器官捐献救助的公平、公正。   2.4.3 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实现器官捐献救助的社会化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社会救助资金，因此，需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开发社会救助资源，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鼓励非政府社会团体参与到器官捐献救助的队伍中来[34]。首先，对非政府组织实行政策优惠，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次，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义捐”的救助作用，对社会捐赠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再次，鼓励和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倡导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最后，倡导社会互助，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社会氛围[35]。 2.4.4 突出政府职能，构建全方位的救治体制 器官捐献救助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36]。器官捐献救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涉及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不同部门，既包括直接实施移植手术的医院，也包括政府卫生主管部门[37]，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应该建立一套统筹协调的现代管理体制。心死亡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应该既包括物质救助又包括精神救助，需要多方力量的调动和多部门间的工作协调。因此，不仅要明确政府卫生部门、财政部门的职责，还要监督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履行职责，协调各方力量的救助行为，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社会团体、社区、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的服务网络[38]，完善政府管理、社会主办、福利机构经营的管理体制。不断提高器官捐献救助力度，体现社会对器官捐献者的人文关怀。 2.4.5 强化教育培训，建设一支职业化的器官救助服务队伍 职业化制度建设是未来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39]。中国心死亡器官捐献救助主要由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负责，基本上均未受过专业训练。要达到专业化服务要求，第一，要求从事救助服务的人员必须接受社会救助的专业化训练[40]，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方法，在心死亡器官捐献救助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精神；第二，要求从事救助服务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素养[41]，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尊重、关心服务对象，追求社会公正，维护器官捐献者及家属的利益；第三，借鉴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全面提高救助队伍胜任力，培养表达沟通能力、指挥协调能力、优质服务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42-43]。 2.4.6 建立全国器官捐献基金会，保证捐献基金的专款专用 建立全国器官捐献基金会(以下统称基金会)，通过社会捐赠，政府补贴、发行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统一由基金会实行管理[44]。在基金会内部设立专家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既要有政府部门领导的参加，还要有社会公益人士和器官捐献者及家属的参与。专家委员会对资金募集，资金使用和资金监管负责，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数据，真正使捐献基金的使用公开化，透明化，降低并消除公众对基金使用公正的疑虑，提高公众捐献器官的积极性。 2.4.7 形成救助资金的配置机制，提高资金利用率 在所有筹措到的救助资金统一由基金会管理的情况下，要形成一整套的资金配置机制，保证救助资金的稳定投入和有效使用。首先，建立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评估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政府对器官捐献救助基金的投入；其次，基金会要通过自我监督，接受社会监督、政府政协的监督，保证基金利用的公平、公开、透明；再次，基金会除了募集直接的金钱捐助以外，要充分发挥对物品的募集，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效益，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其在贫困家庭中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