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细胞外囊泡在口腔鳞状细胞癌诊断和预后中的应用   在早期阶段诊断的口腔鳞状细胞癌通常具有更好的预后效果，并且治疗干预的需求相对较低。然而，一项长期观察性研究显示，多数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在疾病晚期才得到确诊[11]，因此，提高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早期诊断准确率对于改善治疗效果和预后至关重要[12]。在寻找早期诊断方法的过程中，细胞外囊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细胞外囊泡是由细胞产生并释放的微小囊泡结构，其外层被脂质双层包裹，这些囊泡在细胞间通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传递蛋白质、脂质及核酸等分子信息，调控其他细胞的行为[13]。特别是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细胞外囊泡可能承担类似于旁分泌的角色，通过从癌细胞向周围微环境释放信号分子(如miRNAs及蛋白质等)，影响相邻细胞的行为和特性，促进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同时，细胞外囊泡也有可能通过类似于内分泌的机制在体内传播，通过血液或其他生物流体到达远处的组织，影响肿瘤的远处转移和整体病理过程。故而，在口腔鳞状细胞癌唾液活检中，细胞外囊泡的检测不仅有助于理解肿瘤的局部微环境变化，也可能提供有关肿瘤全身性影响的信息[14]。它们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以及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15]，影响肿瘤的进展和治疗反应[16]。因此，深入理解细胞外囊泡在口腔鳞状细胞癌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它们在唾液活检中的潜在应用，可能为早期诊断提供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17]。 2.1.1   细胞外囊泡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细胞间的信号传递是维持组织健康和功能的关键机制，它不仅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而且在肿瘤的扩散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全面理解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细胞间通讯的信号介质对其诊断和预后具有重要价值[18]。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可能涉及细胞外囊泡的释放和摄取，而细胞外囊泡携带了多种类型的生物分子，包括可溶性蛋白(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炎症信号递质[19]、激素)、脂质、DNA和RNA，见图3。"

这些生物分子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进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细胞增殖、凋亡、DNA修复、代谢、血管生成和免疫反应等多个生物过程中[20]。近期研究，例如PANVONGSA等[21]的工作，显示含有EV-miRNA的液体活检(例如血液和唾液样本)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中表现出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血浆中，可以检测到大量的致癌性miRNA(如miR-21和miR-27)，这一发现大幅提高了口腔鳞状细胞癌早期诊断的可行性[22]。除此之外，细胞外囊泡中的其他生物标志物，如特定蛋白质，已被证明是唾液中的稳定且具有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来源，这些标志物有望提高液体活检的敏感性[23]。采用SWATH-MS 技术对细胞外囊泡中的蛋白质组成进行定量分析显示，细胞外囊泡富含多种特定蛋白质，其中一些蛋白质(如S100蛋白和LCN2)被认为是肿瘤诊断和预后的关键生物标志物[18–21]。 2.1.2   口腔鳞状细胞癌唾液活检中的细胞外囊泡携带的miRNA可作为诊断标志物   miRNAs是细胞外囊泡中常见的遗传物质[27]，它们是长度约为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小分子，充当编码基因的调控员。miRNA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其表达变化在不同组织中与疾病状态紧密相关，它们能够通过与mRNA的互补配对来调节mRNA的翻译或降解，从而影响基因表达。miRNA可以通过细胞外囊泡传输或与蛋白质结合形成蛋白质-miRNA复合物。在细胞外囊泡中的miRNA释放后更为稳定，不易被酶降解，因此，它们具有成为癌症诊断和预后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潜力[28]。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上调的miRNAs通过靶向肿瘤抑制基因来促进肿瘤的发生，被称为肿瘤促进miRNAs(OncomiRs)，而下调的miRNAs则被视为肿瘤抑制miRNAs(TSmiRs)[29]，文章总结了与口腔鳞状细胞癌诊断和预后相关的miRNA生物标记物[29-33]，见表1。"

表1可见，不同研究对口腔鳞状细胞癌中miRNAs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它们在诊断和治疗中的潜在价值。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病理机制中，miRNAs扮演着关键角色。不同的miRNAs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模式与疾病的发展和进展密切相关，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细胞外囊泡miRNAs的研究中，它们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高表达或低表达模式揭示了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的角色。这些miRNAs不仅有助于揭示肿瘤的生物学特征，而且可能指导未来的治疗策略。例如，高表达的miRNAs可能促进肿瘤的发展和侵袭性，而低表达的miRNAs则可能指示肿瘤抑制过程的激活。此外，这些研究也凸显了miRNAs在肿瘤微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如何通过影响血管生成、细胞增殖和迁移等关键生物学过程来调控肿瘤的行为。通过细胞外囊泡介导的miRNA转移，特别是在抑制口腔鳞状细胞癌进展中显示出了重要的治疗潜力。 总之，miRNAs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生物学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在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基础。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阐明这些小分子在肿瘤生物学中的复杂角色，为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管理和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2.1.3   口腔鳞状细胞癌唾液活检中的细胞外囊泡携带的蛋白质可作为诊断标志物   在讨论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生物标志物时，除了miRNAs外，细胞外囊泡中的蛋白质也显示出极大的潜力。这些蛋白质，尽管在体液中存在某些局限性，例如易受蛋白酶降解且特异性相对较差[34]，但细胞外囊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细胞外囊泡中的膜蛋白不仅帮助识别囊泡的类型和来源，而且还能保护囊泡内的蛋白质不被分解，从而提高它们作为生物标志物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在这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了多种蛋白质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潜在应用，见表2。"

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研究中，细胞外囊泡内的蛋白质作为生物标志物，展示了提高稳定性和特异性的独特优势，为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分子层面的见解。 关键的发现包括HSP90α及HSP90β等蛋白质与口腔鳞状细胞癌转移表型的潜在联系，以及CEACAM6和MMP-9的高表达可能反映了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组织分化程度和临床分期，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细胞外囊泡蛋白质在诊断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作用，而且凸显了它们在疾病进展和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潜力。此外，细胞外囊泡中蛋白质的变化模式也为理解口腔鳞状细胞癌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例如，基质金属蛋白酶1的逐渐增加反映了从正常口腔粘膜到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病理转变，这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和监测疾病的进展。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增强了研究者们对口腔鳞状细胞癌分子生物学的认识，而且为开发更有效的诊断工具和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细胞外囊泡蛋白质在口腔鳞状细胞癌及其他肿瘤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2.1.4   细胞外囊泡干预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疾病进程与预后   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疾病发展进程与预后上，及时的进程跟踪以及预后的复发或局部复发、远处转移等问题是口腔鳞状细胞癌诊疗的主要挑战，而细胞外囊泡及其内含的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则为临床上提供了患者定期随访的检测指标，在口腔鳞状细胞癌进程与预后监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39]，这一发现对于定期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相应治疗策略尤为重要。由于口腔鳞状细胞癌的高死亡率主要与疾病的复发和淋巴结转移相关，因此，对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和应用，对于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具有深远意义。淋巴结转移可能会增加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并对总生存率产生负面影响[6]。肿瘤细胞衍生的细胞外囊泡通过诱导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促进了向前哨淋巴结的转移，这与肿瘤分泌的细胞外囊泡在远端转移之前形成龛位的作用相符[40]。WANG等[41]通过对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术后引流液中的细胞外囊泡研究发现，转移性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LN+组)的EHD2(EH结构域蛋白2)和CAVIN1(腔蛋白1)这2个代谢蛋白的表达在LN+组和LN-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术后引流液中的EHD2和CAVIN1水平可能与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有关。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探讨了血清中外泌体的蛋白质含量作为局部区域癌症传播，尤其是淋巴结转移的潜在指标[42]。在这项研究中，来自3组受试者(每组10例)的血清外泌体被分离出来进行分析：其中一组(口腔鳞状细胞癌)伴有淋巴结转移，一组(口腔鳞状细胞癌)无淋巴结转移，以及一组健康对照，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在所识别的415种蛋白质中，与健康对照组和无淋巴结转移的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相比，有淋巴结转移的口腔鳞状细胞癌组分别显示了37种和28种蛋白质的差异表达。结合组织、血清和全血样本的qPCR验证结果，研究者发现，血清外泌体中的某些蛋白质，如血小板因子4变异1 (PF4V1)、CXC趋化因子7 (CXCL7)、凝血因子Ⅷ亚单位A1 (F13A1)和载脂蛋白A1(ApoA1)，可能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淋巴结转移有关，表明这些蛋白质具有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新型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管理中，追踪疾病进展、预测复发和转移是主要挑战。细胞外囊泡及其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在监测口腔鳞状细胞癌进程和预后方面显示出显著潜力，特别是在评估淋巴结转移和总生存率方面。最新研究发现，细胞外囊泡中的特定蛋白质，如EHD2和CAVIN1，以及血清外泌体中的蛋白质，如PF4V1，CXCL7，F13A1和ApoA1，可能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新型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这些发现为改善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诊断、治疗和生存率提供了重要信息。 2.2   细胞外囊泡在口腔鳞状细胞癌治疗中的应用   手术配合化疗是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主要和效果显著的治疗手段。然而，除了化疗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常见耐药性外[43]，化疗药物还可能导致一些严重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44]、肾毒性、胃肠道不适、皮肤和舌头病变以及明显的体质量下降[45]，因此，寻找替代治疗方案变得重要。来自其他细胞的细胞外囊泡可通过旁分泌机制调节一些病理生理过程，如巨噬细胞极化、血管生成和上皮间质转换来抑制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进展[46]。 2.2.1   自然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利与弊的双重角色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抑制或促进免疫反应的能力[47]，可用于癌症治疗[48]。来自人类脱落乳牙(SHED)的外泌体能够减缓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血管生成。异种移植模型显示，携带miR-100-5p和miR-1246的脱落乳牙外泌体能够抑制血管生成[49]。然而，间充质干细胞衍生的外泌体被视为双刃剑，因为它也可能促进肿瘤的进展，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抗耐药性研究中，外泌体介导的miR-30a能通过调节Beclin1和Bcl2，诱导顺铂耐药的癌细胞的凋亡和自噬过程[50]，这一发现提供了证据，支持某些外泌体miRNA可以提高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整体存活率的观点[51]。此外，XIE等[33]在研究口腔癌时发现，富含miR-101-3p的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衍生的外泌体能有效调节MMP2水平，从而在体外和体内抑制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为口腔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肿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miR-21，PTEN和PD-L1构成的调控轴是肿瘤发展和免疫逃避机制的关键。miR-21的上调表达，导致PTEN的活性抑制，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生存，同时降低其对程序性细胞死亡信号的敏感性。此外，PTEN的失活还进一步导致细胞表面PD-L1的表达上调，增强肿瘤细胞通过与PD-1受体互作来逃避免疫系统监控的能力。因此，miR-21/PTEN/PD-L1轴在调控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免疫逃避机制及对肿瘤治疗策略的反应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LI等[5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肿瘤微环境中，氧气压力会因肿瘤生长而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肿瘤衍生的细胞外囊泡含量，以miR-21/PTEN/PD-L1轴依赖的方式调节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的功能，协调口腔鳞状细胞癌中抗肿瘤和促肿瘤γδt细胞之间的平衡。同样的，自然衍生的细胞外囊泡被认为具有双面性，因为它们也有可能促使肿瘤的发展，为应对此问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 2.2.2   工程化细胞外囊泡：作为口腔鳞状细胞癌靶向治疗的补充   细胞外囊泡因其生物安全性、稳定性和目标特异性被认为是肿瘤治疗的理想药物载体，代表着新一代的纳米级药物输送系统[29，32]。近期研究充分证明了细胞外囊泡的工程化能够提高药物递送效率，从而提高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治理效果[54-55]。“细胞外囊泡工程化”指在合适条件下使用特定技术对纯化的细胞外囊泡表面蛋白或内容进行修饰，主要分为物理和化学两种改变[56]。目前可用的物理手段包括脂质体膜融合和细胞外囊泡含量加 载[57]；化学修饰主要涉及细胞外囊泡表面的转变，可分为共价和非共价修饰。共价修饰可以通过涉及细胞外囊泡和特定分子或化学连接物的化学反应来完成，非共价修饰可以在适当的温和条件下通过电-静态相互作用和脂质融合来完成[58]。通过工程化处理，可以提高细胞外囊泡在肿瘤靶向治疗和药物递送效率方面的能力[59]。文章总结了工程化细胞外囊泡提高肿瘤靶向治疗和药物递送效率方面的能力[60-63]，见表3。"